日前，廣東省攝影家協會成立60周年系列活動之一、“藝術人生三人行”攝影作品展的主角：87歲的廖衍強、83歲黃汝廣、79歲的蔡江瑤，3名加起來一共249歲的“廣州攝影三老”一同做客廣州日報全媒體直播間，講述他們參展100張照片背后的精彩故事以及膠片年代黑白攝影特有韻味與工匠精神。
△顯得依然年輕的三位攝影精英。（從左到右：黃汝廣、廖衍強、蔡江瑤）
廖衍強。廣報記者楊耀燁攝
廖衍強先生生于1931年。1951年起從事新聞攝影，先后在廣州日報、南方日報、羊城晚報任記者。曾任廣州日報機關黨委副書記。在擔任廣州日報攝影部主任期間，多次采訪拍攝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廣東的工作場景，部分圖片被國家、省、市檔案館及有關部門收藏、陳列。如今，87歲的廖衍強被“藝術人生三人行”的其他兩名主角親切稱為“廖師傅”。廖師傅不僅是他的微信名，也是廖衍強在廣東攝影屆“泰山北斗”的體現。
廣州最早“掃街新聞短視頻”
初見廖衍強的人，難忘的必是他一雙異常明亮的雙眼。這雙眼睛是攝影記者特有的，看人看事精準，超越了歲月年齡。只有熟悉的人知道，他的右眼已黃斑病變。在2017年還剩下倒數兩天，一輩子不戴眼鏡的廖衍強，戴上了變色平光鏡，防光。
廖衍強最初接觸攝影是在應元宮旁的廣州市第二中學上學時。當時解放初期，學校體育老師號召男生們住校保衛校園，男生們的夜間消遣就是在教室放幻燈片。一個同學把家中的德國相機拿出來，大家輪流拍攝、沖洗再制成幻燈片。
△上世紀六十年代，民警與迷童。（廖衍強攝）
中學畢業后，廖衍強和十幾個接觸相機的同學一起被學校送去南京參加全國的電影放映學習班。4個月后，廖衍強正式參加工作，工作內容就是在廣州周邊“鄉下”放電影，進行宣傳。所謂“鄉下”就是現在白云區，放映內容則是《鋼鐵戰士》等電影。放映電影多了，廖衍強和放映隊員發現，“鄉下”群眾更渴望看廣州市內的新聞大事。于是他們就用一臺部隊里的公有舊相機，輪流拍攝廣州市內的勞動場景和城市面貌，在電影放映前制成幻燈片。這或許就是廣州最早的“掃街新聞短視頻”。
1954年，23歲的廖衍強被任命為廣州日報攝影組兼美術組主任，直到1991年退休。
△1986年，廣州珠江兩岸。（廖衍強攝）
天河體育中心拍周恩來
真正接觸新聞后，廖衍強發覺新聞攝影時間緊，要求高，錯過難再有，必須全力投入，高度緊張。甚至退休20多年后，新聞職業病——神經衰弱一直困擾著他，每晚要靠藥物才能入睡。交稿的場景，做夢不時夢到。
一開始，廖衍強使用的是德國產“祿來福來”120雙眼相機。膠卷也異常珍貴，靠外匯購買。一卷膠卷只有12張。
廖衍強后來擔任廣州日報攝影部主任時就定下規矩：一個新聞只拍3張，每3張底片要有一張見報。這在手機連拍的今天，足見基本功。
在30歲前，廖衍強靠著過硬的心理素質與攝影技術，拍攝了眾多國家領導人在廣州的珍貴照片。
1954年，進入廣州日報社1年后，23歲的廖衍強在如今的天河體育中心，當時的天河軍用機場，獨家拍攝了周恩來乘飛機來廣州的珍貴場景。
當年6月底，周恩來出訪回國，途經廣州，乘船視察了黃沙、白鵝潭、沙面等沿江一帶，了解水上居民生活情況。
在場的三名記者中，新華社、南方日報都是文字記者，只有廣州日報有攝影記者在現場。沒有至高點，身高1米75的廖衍強就把相機高高舉在頭頂，拍下了新中國總理面帶笑容走下飛機的珍貴瞬間，為三家新聞機構統一供稿。
△1954年，周總理到廣州視察，在廣州天河機場踏著簡陋鐵架下飛機。（廖衍強攝）
那是廖衍強第一次見周恩來。那時沒有長焦鏡頭，兩人最近的距離不到2米。
但是周恩來總理下梯子的照片，直到2003年，他新聞工作50周年展覽時才正式發表。
廖衍強說，當時最吸引他的就是梯子，誰也沒想新中國總理所乘坐的飛機，舷梯如此簡陋。
黃廣汝。廣報記者陳憂子拍攝
黃廣汝先生生于1935年。東莞市東坑鎮人，1950年參軍，1956年轉業，在廣州日報任記者、攝影部主任。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廣東省攝影家協會高級會士。曾任廣東省攝影家協會理事、廣東新聞攝影學會副會長、廣州市攝影家協會主席、名譽主席?，F任廣東老攝影家協會副會長、廣東省老記者協會廣州日報分會副會長、廣州老年書畫影藝促進會副會長、廣州市攝影家協會顧問、廣州工人攝影協會名譽會長、廣州青年攝影家協會顧問、廣州電視臺攝影家協會顧問。
“三人行，必有我師。廖師傅是我的恩師。”
雖然年齡相差4歲，83歲黃汝廣親切地說。
作為廣州日報社第二任攝影主任，黃汝廣1956年從部隊轉業到廣州日報社，在廣州住了62年，他不僅拍攝過鄧小平、卡斯特羅等在廣州的珍貴瞬間，也掃街跑報料記錄了廣州普通人的青春與生活。
爺爺級“四胞胎”，花都“姐妹”，你們在哪？
1974年3月，廣州黃埔區橫沙村羅家喜添四胞胎男孩，分別起名“聯、合、起、來”。在當時的廣州，四胞胎對百姓來說算是重大新聞。
于是，黃汝廣用當時的萊卡135相機給四胞胎拍下了照片。他還了解到，四個孩子的媽媽賣煤為生，養活孩子不容易，由此國家也對四個小孩很照顧。黃汝廣一直跟進這四胞胎到初中，參加了學校為孩子舉辦的生日會。后來，由于退休，他再也沒精力去跟進。
這幅四胞胎照片出現在此次展覽中。“聯合起來，快樂成長”，黃汝廣說，他一直靠這句話記得四胞胎，“他們已經74歲了，當爺爺了，不知道他們人生過得怎么樣？”
△1974年3月，廣州市黃埔區橫沙村羅家喜添四胞胎男孩，分別起名為聯、合、起、來。（黃汝廣攝）
還有一對照片中的知青姐妹，也讓黃汝廣惦念。12月21日，“藝術人生三人行”攝影作品展閉幕，黃汝廣看觀眾留言本，發現他幾十年前在花都新華公社拍攝的一對知青姐妹照片，有一名觀眾留言“沒想到照片中的人就是我啊，我也會成為歷史人物”。
遺憾的是，這名觀眾沒有留下聯系方式。黃汝廣猜照片中人可能只是偶然路過看影展，他特別想聯系照片中的“知青姐妹”，贈送這幅照片，一起聊聊當年故事。
△1981年10月1日，駐廣州三軍舉行盛大閱兵，正行進在中山路。（黃汝廣攝）
1981年10月1日的國慶游行，也是廣州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海陸空三軍巡游。那天早上，黃汝廣騎著自行車，帶著1米多高的梯子，跑去海珠橋等候。照片中，他拍攝了海軍方陣的隊員。36年后，和他一起喝茶的海軍方陣隊員告訴他，當年他們早上3點多到廣州，為了不打擾市民，到達后就在烈士陵園等待到天亮。
蔡江瑤先生生于1939年。原廣州新聞圖片社副社長、主任記者，廣州市第六、七、八屆政協委員，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廣東省攝影家協會副主席、顧問、高級會士。曾任廣東省新聞攝影學會副秘書長、會務部長、廣州市攝影家協會副主席、顧問，廣州華僑攝影學會理事、美國攝影學會會員、紐約攝影學會高級榮譽會士、世界華人攝影學會會員。
79歲的蔡江瑤退休前是原廣州新聞圖片社副社長、主任記者，他謙虛地稱廖衍強、黃汝廣都是他的師傅。實際上，作為同輩人，蔡江瑤和廖、黃一起記錄了曾經的廣州。
拍攝伊麗莎白女王的一天
1986年10月18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到訪廣州，在白天鵝賓館停留了130分鐘。早在當年8月，蔡江瑤就收到外事部門通知，準備拍攝英女王。但與《廣州日報》等新聞單位不同的是，蔡江瑤是負責全程拍攝伊麗莎白二世在廣州的唯一攝影工作人員，從下飛機、會見、宴會到伊麗莎白二世離開廣州前，贈送一本她在廣州的相冊作為禮物，任務繁重，不容有失。
為此，他在拍照前，做了詳細的準備。包括一部Nikon135單反相機，10卷36張的膠卷，以及一臺傻瓜卡片機做備用機。
他還向外事部門提出了兩個要求：一是要有不同感光度的膠卷，方便從白天下飛機一直拍到晚上宴會；二是他需要有特別的車和通行證，能在車隊之前提前趕去每個活動現場。
但是，在膠片年代
拍攝只是一半，回去沖洗是另一半。
蔡江瑤說，特別是當時135相機膠卷容易卡，一旦卡就報廢，因此要親手沖洗。他記得自己晚上回去和團隊一起親自沖膠卷，在當天晚上10點前趕出照片畫冊，又徹夜沒睡，沖洗膠卷到第二天早上5點，到了早上7點又要去機場拍送機。
△1986年10月18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飛抵廣州，在時任廣東省省長葉選平陪同下訪問廣州，在白天鵝賓館停留了130分鐘，并在廣州少年宮種下一棵英國橡樹。（蔡江瑤攝）
如今蔡江瑤回想起來，因為有特別工作證，他和英女王的最近距離只有不到一米。
很多人在本月的攝影展上跟他表示，很喜歡他拍攝的英女王在廣州非官方場合、比較自然的照片。
回到12張膠卷年代的專注
在“攝影三老”拍攝50年來，廣州城市變得越來越美，尤其珠江兩岸變化最大。廖衍強、黃汝廣、蔡江瑤的拍攝器材也從沉重的古董機“升級”到數碼相機甚至手機。
像黃汝廣如今出門會帶佳能小相機，蔡江瑤帶著索尼阿爾法7，廖衍強則拿著孫輩送他的華為手機。
△1986年，中山紀念堂、中山紀念碑，五層樓構成廣州中軸線。（廖衍強攝）
每日早上廖衍強6點鐘準時到東升醫院公交車站，隨機乘坐公交車去公園拍攝花城之美。102路電車先來，他就去文化公園、沙面、江邊轉轉；31、38路車先來，他就去流花湖；8路車先來，則去荔灣湖公園。
但是廖衍強說，“手機拍照，只拍不留”。因為他們這一代人有相機情懷。他始終認為黑白攝影的韻味不是彩色數碼能轉變出來的。他遲遲不出版自己的黑白作品集，也是現有的印刷不能表現好黑白的顏色。
在此次攝影展和訪談中，有人問，為何連續抓拍不是好作品？
廖衍強的回答是，攝影是抓拍的瞬間，連拍不如拍電影。他自己拍照從不連拍三四張以上。
△1987年，黃汝廣通過航拍鏡頭記錄下天河體育中心在一片荒地中加緊建設的歷史瞬間。（黃汝廣攝）
黃汝廣則說，他覺得膠片時代考攝影師基本功。12張膠卷，2張以上必須見報?，F在數碼照相“咔咔咔”，一秒6張或者12張，幾百張連拍都不難，但很多人說是攝影家，其實基本功不到位。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大名鼎鼎的黃埔軍校一度失修，經多方呼吁，黃埔軍校得以修繕。（蔡江瑤攝）
蔡江瑤的想法則是在120膠片年代，攝影師腦子里應該想拍什么。不僅對照相器材熟悉，也要對拍攝的人和故事熟悉。他說，“只有12張膠卷，拍到9張后，就得為事件高潮做預留。必須把握瞬間，而不是靠連拍。”
